非常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彭圆琦编辑，正是在她的提醒下，我才在繁忙的工作中，静下心来，回想许多年以前，在季羡林爷爷身边的一些事情，才又拿起爷爷写的《三个小女孩》，又一次读得泪流满面。
我是季爷爷写的那个小女孩未未，那时我还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从那以后，我虽然回到了延边，但是不久因为母亲考到北京读博士，我便又随母亲来到了北京读书。母亲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后来我也考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我和母亲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爷爷的家里，我们已经把爷爷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周末，我们一定是要在爷爷家吃午饭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着各种事情。爷爷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除了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身体状况还是很好的，精神饱满。但是，自从爷爷2003年住进301医院，基本上就没有再回到北大的朗润园了。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他去世前的2009年的4月，那天，我和母亲在301医院见到了爷爷，爷爷的精神状态还挺好，但是，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比起以前，他消瘦了很多。我们去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理发师正在给他理发，他看见我们来，笑着说：“是未未啊，都长这么高了！”他理完发，保姆推着轮椅，把他推到书桌前，就与我们说起话来，我明显地感到，爷爷不像以前那么多的话了，他拉着我的手，问我大学都读了什么书，累不累。我对他说了很多，爷爷点头听着。后来就是母亲对他讲着一些事情。那次，我们在爷爷的病房里坐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走时，爷爷有些不舍，我们更是依依不舍。我们出了301医院，我记得母亲流下了泪水。谁又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们与爷爷的诀别。2009年7月11日，爷爷驾鹤西去了。噩耗传来，我与母亲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记得我与母亲在北大、在八宝山参加爷爷追悼会的时候，母亲哭成了泪人，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母亲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据说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
现在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回想起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真的不愿意写，因为，每一次写，都会让我流泪，都会让我痛苦，都会清醒地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但是，今天坐在电脑前，当我的手敲打键盘时，那些令人快乐难忘的事情还是浮现在了眼前。
就写爷爷写《三个小女孩》时的事情吧。
当时我还是一个上小学的学生，由于母亲在北大学习，寒假时我随着父亲，来到了季羡林爷爷的家里看望在这里学习的母亲。我发现爷爷同别的学者不一样，在我的印象当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戴着一副大眼镜，而爷爷却不戴眼镜，身板挺得直直的，就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
爷爷家住在北大的朗润园13号公寓，一层相对的两户都是他的家。西面的一户是住宿和接待客人的地方，东面的一户，里面有三个房间加上一个客厅，这里全都是书，就像图书馆一样，摆放着一排一排的书架，书架上一层一层摆满了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季爷爷。
1996年的暑假，我又来到了季爷爷家，并且住在爷爷家里，暑假的一个多月里，天天都与爷爷在一起，爷爷特别喜欢我。每天上午，当他写完文章之后，他都要围着朗润园的湖边走一圈，这时跟在他旁边的一个是我，再一个就是猫咪毛毛了，但是，毛毛不老实，随便乱跑，而我一定是忠实地跟着爷爷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在朗润园时不时地就会遇到爷爷的熟人，爷爷与他们打招呼，之后告诉我，这位是闻家驷，那位是邓广铭，那位是张中行，等等。那时我真的不太知道这些人都是中国了不起的学者，只记得，他们看见我，都是很亲切地拍拍我的脑袋，说一声“小姑娘挺秀气”。
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到了爷爷家后，因为是夏天，我发现爷爷家的门前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现在我知道了那是未名湖的后湖），当时我既兴奋又激动，因为我生长在北方，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荷花池，而且荷花池里是一大片翠绿色的荷叶，上面又开着一朵朵粉红色的荷花，自己简直就像走进了荷花仙境一般。
出于好奇，每天早上，我都要到湖边，数数荷花池里又开了几朵荷花。可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我起得早了，跑到荷花池边，就见不到盛开的荷花，它们都紧紧地闭着。我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荷花池，来回地寻找开花的荷花。一天，爷爷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这种情景，问我：“未未，你在找什么？”我说，爷爷，荷花怎么都不开了？听我这样问，爷爷笑了，告诉我，荷花是迎着太阳的升起，才会盛开，太阳下山的时候荷花就会合上了。听了爷爷的话，我才明白荷花盛开和荷花合上是有时间的，夜间，荷花都是闭合的，是阳光指挥着荷花的盛开与闭合。
那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给爷爷过完85岁生日，就要回延边了。我还记得，我们走的那天，爷爷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刚刚回来不久，就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爷爷写的《三个小女孩》，母亲看到那篇文章，哭了很久，我那时虽然不太懂事，但是，因为想念爷爷，我也跟着母亲流下了好多眼泪。（贾婉莹）
来源： 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