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包括《论语》在内的这些儒家经典，在先秦并没有受到重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其思想的传播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西汉初年，占统治地位的是道教的黄老之学。只是到了汉武帝之时，著名的汉儒大家董仲舒以贤良对“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此后，孔子的思想受到了统治者及思想界的推崇，于是，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语》也就被奉为圭臬。
将这四部书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此外，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对于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与发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和提炼，朱熹的功劳不可磨灭。《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发挥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因此，有人说它的地位几乎和欧美的《圣经》、阿拉伯国家的《古兰经》相等。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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